另如，陕甘宁边区的货币发行采取经济发行原则，力求保持金融物价的稳定。

同时，中国又是金砖五国的重要成员，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五个最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里，我们的利率又是最低的。中央银行对汇率的干预越来越少，现在基本上已是由市场供求决定汇率，这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所以，一边是可兑换货币，一边是最典型的发展中国家货币，我们的利率是居中的。我们能不能平稳迈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在达到一万美元之后，能否继续稳步提高？那就要看一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程度。这个名称中有两个中字，一个是中国，一个是中心，可见中字对我们的重要性。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是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的储蓄行为、投资行为、融资行为在金融市场中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通过银行存贷款、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等进行投融资活动，并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和各类资产上）。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利率。

    我们是不是为了居中而居中呢？我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经济学的使命和传承，我们要看到居中之道背后的经济学道理。所以，汇率是和经济、社会、法治、文明、环境等方面综合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养老金融亟待快速、有序以及可持续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扩张性货币政策与限制杠杆率的宏观审慎政策配合实施，那么货币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应将会显著增强。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缓解收入与财富不平等：首先，数字金融与普惠金融通过创新储蓄、信贷与支付手段，扩大了广大群众对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可接触性与支付便利度。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金融业有望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加强金融监管能够有效减少投机套利行为，缓解因市场漏洞而加剧的财富失衡。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显著加快了国内金融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首先，金融机构要提高自身应对系统性风险的能力，限制风险资产头寸、约束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是通过金融手段促进共同富裕的底线保障。当前比较重要的金融风险包括地方政府与地方国企债务风险、房地产相关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相关风险、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风险等。例如，美联储消费金融调查数据显示，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的十年间（2007-2016），财富分配差距显著拉大。信贷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辅助，能够发挥平衡经济总量与优化经济结构的双重功效。

四是积极发展主权财富基金。再如，战略基金（Strategic Fund）创设的目的配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增强本国企业竞争力、增加国民财富。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功能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面临要素定价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结构扭曲、金融机构非功能性扩张及市场与政府关系不明确等问题。三是大力发展养老金融。

二是支持金融体系创新。再如，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显示，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坐拥84.9%的财富，财富分化极其严重。

三是发挥信贷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应。这是因为，但凡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都会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更加负面的不对称冲击。

只有前10%的美国高收入群体实现了财富净增加，后25%低收入人群的财富缩水高达37%。例如，稳定基金（Stabilization Fund）设立的初衷是通过基金盈利增加一国财富，防止资源枯竭后经济增长显著震荡，实现跨期平滑国家收入的目的。二要拓展养老金融的服务对象、降低服务门槛，更好地发挥养老金融的普惠性与再分配效应。近年来，我国收入不平等有所缓解，但财富不平等明显恶化。主权财富基金使用主权国家的储备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长期多元化金融投资，其取得的投资收益能够增加一国的总体国民福利并推进该国经济的代际可持续增长。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普惠金融的组合具有降低金融交易门槛、促进信息流通和价格发现、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显著优势。

2020年10月底出台的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的奋斗目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一是发挥总量型货币政策的正向再分配效应。

一是坚持市场中性原则，对不同人群、机构、交易者给予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一方面，我国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回落至2019年的0.465，但依然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根据设立目的不同，不同类型的主权财富基金对缓解财富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相差很大。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要更大程度地发挥信贷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就需要关注政策的搭配使用。另一方面，我国财富基尼系数2020年上升至0.704，即排名前1%的居民拥有30%的社会总财富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倒金字塔。这个法律在八十年代被视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障碍而废除了。

相反，滥用国家信用，特别是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滥用国家信用，侵吞其他国家的财富，积累和传播金融风险，最终必然给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带来灭顶之灾。特别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金融活动，应主动将有关信息提供给国际金融机构和利益相关国家。

美国吸取三十年代大危机教训，曾立法限制银行对企业持股，这对防止非银行企业倒闭引发银行倒闭进而带来整个经济崩溃，起到了有效作用。对对冲基金的国际投机活动，应加强跟踪监测，并适当加以限制。

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是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离的条件下出现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毕竟有限。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应当重建银行与资本市场的防火墙，这对维护银行运行安全和存款居民的利益至关重要。

应当引导国际资金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潜在需求释放出来，形成新的投资热点和经济增长点，在发展中实现金融资产的增值和安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增强对发达国家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能力，为发达国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需要把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结合起来，用财政贴息、资本金补助和设立专项基金等办法，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本投入。美国政府宣布的新能源投资计划给全世界人民增强了信心。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专业人士已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和建议，值得深入讨论，进一步达成共识。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一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犹如海啸从天而降，席卷全球。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批准加强金融监管的法律，这是总结金融危机教训所采取的正确行动。这些貌似公允的观点，经过发达国家主流媒体的反复传播，使不少人误以为这就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据计算，凭借这种扭曲的信用等级，每年为发达国家中13个债务国政府外债减少信贷成本675亿美元，为总外债每年大约减少信贷成本2351亿美元，十年共减少6750亿美元和23510亿美元。找准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源头，我们就要积极探索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治本之策。